在舉國歡慶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日子里，回顧70年來我國國際科技會議的發展歷程和特點，是從申辦到主辦，從被動到主動，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歷程。為我國科技業和會議產業的發展構建了最好的交流和發展平臺。 

　　從1949年到1976年， 為了舉辦第一次國際科技會議修建科學會堂

　　70年來我國國際科技會議的發展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近三十年中，由于西方國家對我國采取封鎖孤立政策，限制我國與外部世界接觸，我國在許多國際組織的合法席位得不到承認，因此我國科技人員根本無法走出國門參加國際科技會議。在我國舉辦國際科技會議更是困難重重。直到1964年8月才舉辦了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國際科技會議“北京科學研討會”。來自亞、非、拉和大洋洲的44個國家和地區的367名科學家與會。為了舉辦這個會議還專門在北京友誼賓館修建了科學會堂。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我國停止了包括舉辦國際科技會議等許多國際交流活動。

　　從1978年到1989年，我國的國際會議也是率先國際科技會議發展起來

　　直到1978年我國進入了改革開放時期。伴隨著改革開放，我國國際科技會議的發展也進入了第二個階段。改革開放初期百廢俱興，我國的生產力水平落后西方國家幾十年，此時鄧小平同志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給我國國際科技會議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理論基礎，所以我國的國際會議也是率先從國際科技會議發展起來的。在改革開放大政方針的指導下，中央和國務院為發展我國的國際科技會議提供政策的支持，如1984年財政部聯合中國科協發文，為國內代表參加在華舉辦國際會議報銷高額注冊費提供了政策依據。再如1985年中發[1985]10號文中下放國際會議的審批權限。為了方便國外代表來華參加國際會議，外交部授權給更多的機構發放來華簽證。國家外匯管理局在對國際會議使用外匯方面，也給了較為寬松的外匯管理政策。黨和國家多個部門的政策為我國國際科技會議發展鋪平了道路。  

　　為了吸引更多的國外代表來華參加國際會議，必須申辦國際組織的國際會議在華舉辦，但前提是必須加入國際組織。1971年26屆聯大恢復了我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 1976年奧委會又創建了一個組織兩種席位，即“國家和地區”席位并存的模式，打開了我國恢復民間國際科技組織的道路。從1976年開始經過十幾年的艱苦努力，我國恢復或加入了世界上大多數國際科技組織，為申辦國際組織的國際會議打下了基礎。 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申辦了許多地區性國際組織的國際會議，如1987年第4屆發展中國家海岸港口工程大會、1989年第8屆亞洲風能大會等。在這個階段雖然我國的一些社團組織和事業單位，如中國力學會、北京協和醫院等也努力主辦了一些國際會議，但是由于我國的科技水平比較低，來華參加這些會議的國外代表也很少，舉辦了幾屆之后，也都相繼停辦了。無論如何這個階段成果還是很顯著的，據統計自1983年至1988年，僅中國科協所屬學會就在我國舉辦了198個國際會議。但是這個階段困擾我國申辦國際組織大型國際會議的最主要原因是沒有開會的場所。1986年筆者參與申辦規模為2000人的1990年第18屆國際病理大會在北京舉辦，由于當時北京沒有這么大的會場，在申辦書中只能提供正在建造的北京圖書館的電影廳。

　　1990年北京舉辦亞運會，我國有了專業的大型國際會議場館 

　　1990年9月北京舉辦亞運會，之后亞運會新聞中心改建成為北京國際會議中心，使得我國第一次有了專業的，能夠容納幾千人的大型國際會議的場館，標志著我國進入了國際會議發展的第三個階段。此時我國經過十幾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在一些科技領域的發展水平已經接近世界先進水平，開始引起了世界的關注。隨著我國國際地位日益提高，我國有更多的科技人員在國際組織任職，有了話語權。與此同時快速發展的我國旅游業，也保證了國際會議的“吃住行游購娛”。我國的科技外交政策也更加靈活，這一切都有助于申辦許多重量級的國際會議在我國舉辦。一些在學科中號稱該領域中的“奧林匹克大會的”國際科技會議都先后在我國舉辦過，例如筆者就參與服務了1999年第14屆國際自控聯大會、2000年第16屆世界計算機大會、2002年第39屆國際數學家大會以及2004年第28屆國際心理大會等。在這個階段我國還是以申辦國際組織的國際會議為主，這是由于我國在多數科技領域中的科學技術與國際最先進水平仍有差距，我們只能通過舉辦國際組織的系列性大會，才能邀請到更多的該領域中最有影響力的科技工作者，他們的到來對于提高我國該學科中的研究水平具有很大的促進作用。2002年在北京舉辦第39屆世界數學家大會時，就邀請到霍金和納什這兩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前來參加會議，而我國主辦的國際科技會議就是很難請到這些世界頂級科學家出席。

　　2014年以來，我國開始優勢科技領域中發起并主辦大型國際會議

　　持續改革開放的政策使得我國經濟實力不斷增強。2010年我國國民經濟產值超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使得我國有更多的資金投入到科學研究中，我國許多領域中的科學技術水平已經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特別是以互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代的通信技術有些已經處于世界領先地位。我國開始在這些科技領域中發起并主辦大型國際會議。以2014年11月在烏鎮舉辦的第一屆世界互聯網大會為標志，我國國際科技會議發展進入了第四個階段。從此圍繞著這些新興產業，我國各級政府和許多社團組織，主辦了一系列的對世界有影響的大型國際會議，包括2015年貴陽全球大數據時代峰會、2016年南京世界智能制造大會、2017年北京世界機器人大會、2018年南昌世界VR產業大會和2019年石家莊中國國際數字經濟博覽會等等。這些大會對于推動我國科學技術進步，促進產業變革、進而助推國民經濟發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如貴陽大數據產業，2014年的產值僅為50億。從2015年開始經過4屆全球大數據峰會的助推，2018年的產值就高達到1000億，4年增加了20倍。我國的一些民間會議機構也積極創建并主辦許多國際科技會議。例如大連的百奧泰科技公司，近20年來打造了近百個國際科技會議，許多會議已經在十幾個國家的二十幾個城市輪流舉辦，且有的已經連續舉辦了多屆，這在改革開放初期是不可想象的。  

　　指導未來科學技術的發展，國際科技會議無疑是最好的交流平臺 

　　歷經70年走過四個階段，我國國際科技會議完成了從以申辦為主，到以主辦為主的巨大轉變。申辦和主辦雖然僅有一字之差，確有本質的區別。以往僅有世界科技實力最強的美國主辦的國際科技會議，才能吸引大批的來自世界各國的科技工作者前去參加。目前我國在新興科技領域中也能不斷舉辦世界級大型科技盛會，得益于我國科技、經濟和外交等諸多方面支持。首先是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的科學技術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在很多的科技領域里，特別是在以互聯網和大數據為基礎的新的一代通信技術我國已經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在這些領域里舉辦的國際科技會議，能夠吸引全世界科技人員的關注。因為當今世界科學技術的發展，不能閉門造車，更不能關門鎖國，需要全世界的科技工作者進行廣泛的交流，特別是面對面切磋，進行智慧的碰撞，迸發科技火花，以致產生新觀點、新思想、和新理論；指導未來科學技術的發展，國際科技會議無疑是最好的交流平臺。2019年重慶舉辦的第二屆智能博覽會，邀請到19位諾獎和其他獎項的獲得者，這個數量已經遠遠超出了以往我們千辛萬苦申辦到的那些所謂“奧林匹克國際會議”能邀請到世界頂級科學家的數量。 

　　我國主辦世界頂級的國際科技會議時，會邀請這個領域中眾多的頂級學者來華參加，需要大量的經費，這在以往也是無法做到的。但是目前我國有雄厚的經濟基礎，有足夠的財力花上幾千萬，甚至更多主辦世界最頂級的國際科技會議。而頂級科學家的智慧有助于促進科技以及產業更好的發展，從而助推經濟的發展。我國的國際科技會議和經濟已經相輔相成，融合發展，進入良性循環。 

　　隨著我國國際地位的提高，我國的外事管理政策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目前我國已有包括北京、上海等十幾個城市，對幾十個國家的參會代表可以獲得144小時過境免簽的外交禮遇；同時我國的主要會議城市，北京、上海，廣州以及成都等機場都能與上百個國家通航，極大地方便了他們來華參加國際會議。 

　　我國主辦的國際科技會議在世界科技舞臺上的影響力會越來越大 

　　目前越來越多的會議工作者已經更加充分的認識到申辦國際科技會議，即使規格再高，影響力再大，在我國也僅僅只能開一屆，再輪到我國舉辦至少要再等幾十年，因此對我國科學技術發展的推動作用是有限的。而由我國主辦的國際科技會議，每年都會在同一個地點同一個時間舉辦，對當地科學技術發展，以至于對當地的產業和經濟都會有巨大的促進作用，這也正是連續幾年的5月26日習主席都會給在貴陽舉辦的全球大數據峰會發出賀信的原因。正因為如此目前從中央到地方，從政府到社團機構，更加重視從申辦“飛鴿牌”的國際科技會議，到主辦“永久牌”的國際科技會議的轉變。我國主辦的國際科技會議在世界科技舞臺上的影響力會越來越大，對促進我國科技發展，產業升級，經濟再次騰飛起到的作用也越來越大。我們有理由堅信我國主辦的國際科技會議明天會更美好。 

　　（作者系會議專家、中國會議酒店聯盟常務副會長）